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改革更多被赋予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涵义，强调产权所有和歧视，侧重行政监管和规模，以垄断经营和监管政策来维护巨大的存贷利率剪刀差，实施系统的机构高利贷制度。不仅按计划指导分配资金资源，而且不断通过各种税收、合资、股份制和上市等手段强制分配金融利益。
民间金融则在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和国内金融严厉监管下危机四伏，跳楼的有，跑路的多，还有吴英案试图死里逃生。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方案在此刻出台，其方向和实质自然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金融市场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多工具创造金融需求与供给的复杂系统，人才和服务远比资本规模和经营特权更为重要。
在中国目前格局下，中小企业和消费者个人是民间金融最重要的市场和客户群。从上世纪80年代的几个亿到今天的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元，在严厉打压的商业环境下，民间金融仍获得巨大的生存空间，本身就说明了民间金融生态的合理性和效率性。
民间金融的温州方案中，有五项涉及既有金融机构(当然是国营为主)面向小微企业进行业务创新和扩张，鼓励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竞争。国有金融的规模、机制、客户群体和管理方式等使得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并非长项，完全可以与民间金融建立互补的合作关系。
金融制度改革的要义是建立一个合理配置资源的金融制度，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于资源的长期博弈仍在剧烈进行之中。
希望温州金融改革不是用国有金融招安民间金融，用行政监管取代行业竞争，用既定的金融系统延伸服务封堵民间金融家的各种创新。而应让民间资本主导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甚至交易所，给温州和全国的市场金融家一个机会。这才是笔者期待的真正的温州金融模式。
温州金融试验区的文本使得金融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上具有合法性，这个合法性能否具有市场上的合理性需要实践的检验。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方案的实施,无论结果成败,这个努力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与许多学者不同，笔者希望中央不再出台任何细则，给地方、给民间、给市场一个创新甚至失败的机会。当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没有什么技术细则，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精神支持就波澜壮阔地启动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
作者为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