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安徽铜陵为例，最近几年，铜陵多宗土地拍卖出现流拍，这种情况在2015年甚至达到了极致——所有地块全部流拍。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过去依赖土地财政的三四线城市经济更加羸弱，“地卖不出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是东部某省非热门城市一位官员的感叹，当地上半年财政收入负增长。而与此同时，因土地价格的暴涨，当地省会城市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涨超20%。
除了城市之间的抽血，房地产对于其他行业的抽血也成为本轮楼市狂欢最大的副作用之一。
上半年，我国居民按揭贷款新增2.36万亿元，同比多增1.25万亿元。同时，M1与M2剪刀差持续扩大，表明大量居民存款转换为房地产企业的活期存款，实体经济陷入所谓的“流动性陷阱”之中，民间投资增速从年初开始就一泻而下。
人去哪儿了？
为什么去库存会变成这样一场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资金大抽血？
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外，人口现象解释了二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原因——城镇化撞上了大城市化。
如果说2010年以前的房价上涨表现为人口现象，那么本轮支撑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因素，则是不折不扣的货币现象。但人口迁徙对房价的拉动作用仍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二线省会城市，表现在三四线城市向二线城市的迁徙过程中。
以河南为例，该省常住人口在过去5年间几乎没有增加，净增速甚至是-3%。但郑州作为其省会城市，同期人口约增长10%左右。
这种人口净流出与省会城市的人口净流入，正在合肥、南昌等多地上演，由于一线城市严控人口和置业门槛的水涨船高，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人口向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涌动。
在笔者的家乡，普通家庭为子女置业，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省会城市。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这些省份最好的高校都在省会城市，学生毕业后能在当地就业的话，置业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而一些条件更为优越的家庭，则将目光放在了北京、上海等地。
这种选择的后果是什么？
一方面，三四线城市的新增住宅将鲜少有人问津；另一方面，在一线城市或省会置业，需要举全家之力，这些家庭往往选择卖掉此前的多套房产，将资金集中输送到上述城市，这无疑给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更添一道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