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之城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被认为是设立雄安新区最直接的目的。但如果只注意到这一定位，而忽视雄安同时也是创新发展示范区，就看不到新区设计初衷的根本所在。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如果仅仅是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新区完全可以选址在离北京更近的北三县或者廊坊。
“就一般的规律来说，大城市功能的疏解不宜超过60公里。雄安离北京110公里，而且是一张白纸。”他解释说，“中央之所以在这里选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将它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一环。”
2015年6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审议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对外颁布。这份规划纲要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做出了顶层设计，明确地回答了该战略要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等一系列的关键问题。
“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目前全球已经有六大世界级城市群，我们要建第七个。”刘秉镰说，正是围绕这个目标，再加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考虑，中央最后才做出了设立雄安新区的决定。
雄安位于京津保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与北京、天津恰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距离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分别约105公里、105公里、155公里。
“因此，通过雄安，可以有效地衔接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有助于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这一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刘秉镰说。
在雄安新区设立之前，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已陆续批复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新区。此外，还在80年代成立了5个经济特区。刘秉镰认为，这23个新区(或经济特区)，最成功的是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
雄安新区在设立之初，也被赋予了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同样的历史高度。中央希望它也能像这两地区那样具有全国意义。
深圳特区的设立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初期，它通过引进海外的资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完成了早期的积累;而浦东新区的建设正逢中国扩大开放的节点，它依靠深化体制改革，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它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也享受了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双重红利。”刘秉镰说，“同时，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均位于沿海地区，具有利用外资，发展外贸的先天条件。”
“当前，全球经济还未完全走出低迷，我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下行的压力仍很大。之前依靠引进资金、技术，消耗大量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刘秉镰说，“雄安又不靠海、不沿江，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
雄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央在把它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同时，也赋予了它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定位。如果说前者是出于现实的考量，那么后者则是着眼于时代的使命。
作为一个新区，雄安担负着要在内陆闯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任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说，“中国很多内陆城市和区域要想复制深圳或浦东比较困难，但与现在的雄安更相似，所以将来雄安走出来的路会具有更大的推广意义。”
对此，雄安新区也是深知责任重大。9月上旬，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对外界宣布了新区建设的三条原则，传递出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强烈信号。其中，第一条就是绝对不搞土地财政，被舆论认为打响了中国地产业巨变的“枪声”。
过去几十年，地方政府通过搞土地财政、依赖房地产发展地方经济的模式，一直饱受诟病。这种做法不仅推高了房价，而且使经济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陈刚此番表态意味着，新区将肯定不会再走房地产主导的城市发展老路。
据悉，摆脱土地财政后，新区财政收入将主要来自税收，以及土地增值收益。与此同时，政府对农民的占地补偿，也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农民一次性补偿，另一部分是折成“股份”，农民每年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红。
有分析认为，这种“农民股东”模式，使未来的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和农民共有，以往的房地产开发商将变身为“房产”开发商，不再拥有土地使用权。开发商也将因此告别囤地模式，向制造业模式转变。
“地价、房价是新区这座高楼大厦的基石。”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玲说，“如果这两个问题处理不好，新区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制度的创新，最终还需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否则雄安就无法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成为一个内生性的创新城市。按照中央的要求，新区将着力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增长新动能。
对于高端高新产业，目前业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过，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之前在谈及雄安未来的产业布局时曾表示，新区应该发展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制造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业，比如芯片制造业、人工智能产业，“因其发展资源环境负荷小，符合绿色生态宜居城市的定位”。
按照8月中旬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的合作协议，北京将引导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要素资源，到雄安新区落地，打造一个升级版的中关村。
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伯正表示，北京未来将和雄安新区在创新方面，实现错位发展和有机联动。外界分析，这意味着今后北京将更多的着眼于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而雄安则负责创新成果的转化和落地。
与此同时，雄安也在积极与国内一些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进行沟通，希望它们能够在新区布局。据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透露，今年7月，专家咨询委员会专门到上海开了两天会，邀请腾讯、百度、360和阿里巴巴四家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座谈，河北省委主要负责领导也出席了会议。
“目的就是一个，想听一听，如果到雄安发展，他们希望新区提供哪些条件?”李晓江说。
从已披露出的消息看，雄安未来可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几个领域率先发力。目前，不少城市提出发展人工智能，但形成规模的不多。中国电科、中国电子等企业已表示，要在雄安布局，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大数据是信息技术领域当前的一大热点，同时它也是构建智慧城市的重要内容，电子商务、物流、交通、金融、医疗领域都离不开大数据的应用支撑。近些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迅猛，尤其是偏居西南的贵州更是异军突起，成为这一行业的翘楚。
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在“空降”河北前，曾是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他在贵州任职期间，正值贵州大数据产业崛起的关键时期。舆论分析，这很可能也是中央调陈刚到雄安出任要职的考虑之一。
7月中旬，中关村部分企业家到新区实地调研。陈刚对他们表示，新区将通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改革住房保障模式等措施，为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有分析认为，雄安虽然对标深圳和浦东，但不会是过去任何一个城市发展的复制品，它的发展将讲述一个未来新城市的故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本文首发于总第824期《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