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许多最大的医疗改革将于今年完成，例如允许外资进驻医院和老年看护领域；但眼下医疗经济需要的是更多渐进性且基础性的政策调整。一个例子是有必要加快落实允许医生在多点执业行医的改革。另一个例子则围绕着家庭医疗保健，过去三年来我们对该领域做了大量分析报道。中国已经向允许外商独资企业进驻医疗和老年人看护行业非常积极地迈进；然而，特定类型的初级医疗卫生服务、诊所和家庭保健服务仍归中国卫生部门管辖，而现有的监管机制还无法对这些不同类型服务的提供商进行适当划分。其结果是，想要更有针对性地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运营商，在医院监管架构下难以实现成本效益，很多情况下这些运营商发现自己需要遵守的那套监管体系原本是针对大型医院项目来设计的。这些审批流程缺乏灵活性，不能针对更精简的医疗服务提供模式来进行简化。实际上，外资公司到头来要么在其正式许可范围外运作，要么变通着通过审批，但其中太多漏洞和行不通的地方。这类改革大多是医疗保健提供方所亟需的，中国在这方面最需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但该领域的监管缺乏灵活性，不能根据具体服务调整要求。
    2.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经费增加。去年12月份，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在芝加哥召开，中国在会上积极承诺解决制药公司所抱怨的中国“药物时差”问题。这是指，尽管其他国家已经围绕一套国际标准达成了共识，但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采取的标准与之并不一致，因此新疗法在中国市场不被放行。这损害了中国患者的利益，而且明显耽搁了新专利药进入中国市场的宝贵时间。除了药物时差问题外，这次芝加哥会议还透露出一些有利消息——中国承诺加快对特定医疗器械设备的审批。这都是一些充满希望的进展——解决一直给西方跨国公司造成困扰的长期问题。然而，大家需要拭目以待的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能否获得额外的预算资金，去建立基础设施、培训项目和跟踪系统，以确保该部门能具备新的能力来配合完成上述承诺。没有这些重大投资，药物时差、医疗器械设备审批拖沓的问题就可能仍然争议不休。
    3.医院经费，尤其关注医生收入。在过去两年里，所有会让人对中国医疗经济感兴趣的问题中，没有什么比中国公立医院持续入不敷出和医生收入始终偏低更为重要的了。我们听到的每一桩发生在中国医院里的腐败丑闻，其根源核心都在于：中国公立医院资金严重不足，且医生收入偏低。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医院里的腐败问题？从2013年夏到2014年底期间进行的那些打击整治活动只会产生短期效果。长期改革需要让医生不必再通过药企、患者家庭以及医院内部管理等渠道捞取灰色收入来贴补不足。中国公共医疗系统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近来的打击整治只能短期见效，并没有解决医药费报销和医务人员薪酬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过几年，政府将不得不拿另一家公司开刀，而承受损失的将是中国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