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疗控费工具，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是伴随着政策的强力推动。随着老龄化和慢病的高发，各国政府在医疗费用的开支上正呈现无限上升的状态。为了缓解过快增长的医疗费用支出，控费就成为了政策的必然选择。美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之所以获得了爆炸式增长，主要在于政策对价值医疗的强调。价值医疗鼓励支付方按照结果来付费，而非原来的按照次数付费。所谓的结果即指疗效，这也就推动了医疗机构更积极地采取各类技术来监测和及时干预病人的病情，从而更好的为病人提供治疗，最终提高整体的疗效。

　　从远程问诊到疾病管理，各类工具被采纳都是基于对诊疗疗效的推动，从而降低医疗机构被罚款的几率并正向获得政府的激励。因此，美国互联网医疗的投资和创业正日益收窄到具有明显医用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上来。但即使是定位于辅助性角色，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仍然受到技术水平和医疗本身特性的制约，短期内仍只能在部分领域获得突破，在诸多领域还无法起到真正的辅助性作用。在以疗效为核心的医疗领域，对疗效的追求既是促进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动力，也同时制约了无法证明疗效的项目发展。

　　首先，技术能力仍然是制约互联网医疗有效性的主导力量。无论是远程问诊还是疾病的数据跟踪和干预，都受到技术能力不足的困扰。根据梅奥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尽管血压管理平台受到医患双方的欢迎，并且已经有大量医生和患者在平台上产生互动。但是，患者在家自测的血压数据并没有太大的医疗意义，医生也不太能够按照这些数据给出明确的诊断并开具处方。尽管实时血压监控能给出较为准确的数据，但过于昂贵的服务价格限制了其使用，并且对于大部分病情稳定的高血压患者也毫无必要。因此，对于互联网医疗来说，一方面是技术的商业化发展，这主要是指技术价格的市场可承受性。另一方面，对于普通患者来说，某些技术又无法适用，如何去开发既能适用病情稳定的，又具有较强医用价值的技术是赢得市场的关键。

　　其次，医疗本身的特性制约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根据兰德公司对美国远程问诊公司Teladoc的调研，使用远程问诊的主要是51岁以下，没有慢性疾病的用户。线上开具的处方更多的是广谱抗生素，这是源于医生对病人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远程问诊目前主要解决的是医疗的可获得性的问题。Teladoc的医生平均响应时间是11分钟，这对于习惯为一个感冒要预约的病人不得不说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医疗本身的特性是需要在掌握病人较为全面的数据并对过往病史有了解后才能做出诊断，陌生医患关系的远程问诊显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基于线下熟人医患关系的远程问诊是可以满足医疗的诊断需求。但是，这种模式受到线下地域的限制，辅助性更为明确，显然无法获得爆发式增长。因此，互联网医疗发展最快的远程问诊其实并没有解决疗效的问题，而是在满足控费需求的同时解决了医疗可获得性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一旦线下的基础医疗普遍采取远程的手段来辅助治疗，这种模式的发展增速将明显受限。

　　因此，互联网医疗的发展重点并不是在互联网或移动上，也不是在传统的按次数付费的医疗服务上，而是在对疗效的追求。无论是远程问诊还是疾病管理，如果最终无法提高病人的疗效，医患双方都会对这类工具发生排斥，而这样的市场也终归失败。

　　从美国目前较为成功的商业模式来看，主要解决的是医疗的可获得性、保险支付的选择性和疾病管理的有效性，其中只有疾病管理是真正与疗效挂钩的。但证明疾病尤其是慢病的疗效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比如，糖尿病管理公司Welldoc看，其营收还是主要来源于合作伙伴对自己技术、平台和服务的使用费，对于核心产品BlueStar的收费应还未占其主营收入。当然，从保险公司之前购买减重服务来看，慢病管理的针对性更明确，只要保证疗效，其整体市场前景广阔。

　　回到中国市场来看，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显然不是通过互联网可以解决的，商保还未发展，可选择性无从谈起。疾病管理等对于疗效的提升也是病人巨大的需求，确实是未来最有发展空间的市场之一。但如何证明其疗效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基础医疗的发展和商保的介入是其发展的前提，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总体来看，互联网医疗要在中国市场发展，是与基础医疗面临相同的困境--缺乏商保，必须靠疗效来吸引病人。在美国市场，要求疗效提高的政策推动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市场给足了时间和发展空间去证明工具的有效性。而在中国市场，在缺乏政策支持的前提下，互联网医疗必须自我证明疗效的提升才能真正吸引用户，而这却并不容易。